【理论探索】 王立胜、王清涛：资本逻辑的兴起与当代中国的价值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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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化纵横》2016年第5期

作者简介

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常务副理事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理事长、主席，兼任中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主要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疆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领域的研究。出版《现代性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农村研究的中度视野》《中国农村现代化：思路与出路》《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等著作，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学动态》《科学社会主义》《现代哲学》等报刊上发表论文二百余篇，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人民网、光明网等全文转载，获得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党校系统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等荣誉。

王清涛，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智编导读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财富快速积累。但与此同时，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普遍迷茫，精英阶层缺乏精神指引，社会大众缺乏道德是非，整个社会缺乏明确的前进方向。重建价值，是当代中国人面临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重建精神价值，需要回溯我们的来路：在毛泽东时代建构的精神价值体系，对于当代中国仍然具有哪些启示；与此同时，也要反思改革开放30年，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逻辑的全面渗透怎样重构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回答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二元逻辑，如何获得辩证的统一，而不致任由资本逻辑全面地瓦解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本文是作者对上述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和回答，其中的历史与现实分析相当尖锐，也相当深刻，值得读者深思。

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在对毛泽东时代的思想反思和实践矫正的基础之上。从高度抽象的社会精神与人们实践的关系来看，毛泽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是高扬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神圣性事业，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虽然从来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话语体系，但是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对市场经济手段的历史选择和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目标的实践，整个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进程以及由此带来的世俗化特征日益彰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则是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其结果是个体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回归于个人生活，个体的人生目标从共产主义的宏大诉求回归到现实的家庭与个人生活，精神崇高被物质欲望所解构，社会本位的思维逻辑日益被市场化所推动的资本逻辑所替代。换言之，以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的人生信仰在社会运转中失去了最终动力的功能，中国社会亟须新的时代精神。本文藉由勾勒毛泽东时代至今政治/社会文化的演变，旨在对邓时代的世俗化社会展开历史性反思，从而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重建提供一个镜鉴。

毛泽东时代的精神世界

毛泽东时代社会经济运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重对中国人的灵魂的塑造，甚至将其视为党和政府的首要任务。具体而言，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是步步深入的，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到生产组织形式，再到人的思想内容——其关键是人们对私有财产的态度，可以看出，毛泽东试图以人们对私有观念的根除来实现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保障。毛泽东力图为其政治理念确立精神根基，即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认同，从而达到全中国人的精神的高度统一。中国传统社会也曾实现过儒家思想的“大一统”，但其社会结构是离散的，即每一个个体的决策都服从于自己的内在法度，按照个体的“良心”法则，以“推己及人”的理路来决策， 这种社会结构必然是一盘散沙，而毛泽东对社会秩序建构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国人精神的统一，也就是不仅要实现国家制度层面上的强制性统一，而且要实现全国人民精神层面上的统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完成了这个使命，实现了这个宏伟目标，这是其功绩所在。 为了实现对中国人的灵魂改造，毛泽东树立了两块牌子，其中之一是“大寨精神”，有学者总结道：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介绍了大寨的先进事迹，认为大寨“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并用准确凝练、通俗易懂的言语对大寨精神作了进一步总结和概括，指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1]

1964年8月26日，《山西日报》发表题为《大寨精神的伟大力量》的社论，对大寨精神的概括同样“突出了‘阶级斗争’，指出，大寨精神就是坚持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精神，就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科学精神，就是坚持试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一句话，大寨精神就是时代精神，是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五亿农民伟大精神面貌的缩影”。[2] 

“雷锋精神”则是另一种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典型。1963年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就是号召人们要学习雷锋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舍己为公、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学习雷锋同志立足本职岗位，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出不平凡业绩的‘螺丝钉精神’”；“学习雷锋同志苦干实干不计报酬、争作贡献的艰苦奋斗精神”。 [3]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 公有制需要人们根除私有财产观念，以无私的观念来建设一个新公有制社会，其历史活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种实践活动恰好是每个人的自我实现。另外，学习雷锋所强调的“螺丝钉精神”，也使人在社会活动中确立了个体价值，即个人安分于某一社会角色，但每一个体都对自己的角色有着充分的理解，都从社会整体中获取自我的价值，并且对这一角色充满认同，因为这种理解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事业总体的理解基础之上的，个体的努力甚至牺牲因为整体的意义而产生意义。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确立了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并且为了这个目标实现了人的思想与现实，生活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合一，于是，毛泽东时代，中国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世界，是一个神圣的世界。

毛泽东意义上的神圣世界，虽然实现了精神秩序与社会秩序的高度统一，但是却有违经济发展的规律，致使中国经济发展不尽如人意，不仅没有实现现代化发展的预期目标，甚至连温饱问题也没有解决。改革开放引入的市场机制并不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否定，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之下，通过市场的作用促进经济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就斐然，取得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这说明，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这种选择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一个意外的后果是，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整体作用，在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精神秩序也起到了全面解构的作用。在这种整体意义被解构之后，个体不必再作为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而存在，而是被纳入了资本逻辑中，并与原有的社会整体相脱离，个体不仅不可能从整体中确立自己在社会整体之中的意义，而且个体的活动就是对自我的否定。

资本逻辑发展的极端后果是，毛泽东倾心打造的精神秩序与社会秩序合一的生活世界不复存在，很多人尤其是一大批年轻人，在资本的逻辑中盲目的随波逐流，精神无所皈依。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社会精神状况。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摈弃了传统中国人的信仰，并成功地以毛泽东思想占领了中国人的精神领域，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被毛泽东所否定掉的传统信仰没有恢复，毛泽东思想又面临着被解构的命运。正像尼采杀死上帝，复活了人性一样，改革开放宣告着毛泽东思想的去神圣化，复活了中国人的人性，凸显了中国人的“人的价值”。尼采曾讲：“上帝死了”[4]，并高呼“正是我，是我——杀死了上帝”。[5]上帝必死，因为“上帝看见一切，上帝也看见了人类——这个上帝必定要死去!人类不能容忍这样一个证人——活着!”[6]换言之，现代人不能容忍这样一个居高临下的监督者，他们要活出自我，其意欲的世界是人性的世界，“连宗教也依然是那种对美的欲求的结果（或者能够经受之）：最后的结论或许是——要把握人的绝对丑陋，没有上帝、理性等等的此在（Dasein）”[7]。这种对人的天然本质的充分肯定古已有之，在古希腊哲学中就给予其充分肯定，这也是文艺复兴名号来源的根由之一。[8]

在尼采那里，上帝死了，大写的人站了起来，尼采把活生生的人还给了人自己；在市场经济时代，毛泽东思想的去神圣化却是不争的事实。市场经济打开了人欲这个潘多拉魔盒，复活了人，当然也就扼杀了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神圣生活世界的生命性，从此，不仅老百姓恢复了人性，毛泽东本人也被还原为一个普通的人，被还原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在社会精神的意义上，与其说毛泽东成功地消灭了财产私有，倒不如说他成功地消灭了人们对私有财产的欲望。与此相适应，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社会里，与其说市场经济结束了中国以共产主义信仰为特征的整个精神世界，倒不如说市场经济释放出了人性，催生了人的无限的欲望。

改革开放与资本逻辑的兴起 

对私有财产占有的欲望成为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这也使得个体成为精于算计的个人，或者说是理性经济人，但在整个社会来讲，精于算计的个人并不能结成一个理性的社会，而是每个个体的行动都以自我为目的，从而把社会变成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有着清晰的描述，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写道：

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个战争，这个为了活命、为了生存、为了一切而进行的战争，因而必然也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仅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而且也在这些阶 25 61024 25 15533 0 0 3027 0 0:00:20 0:00:05 0:00:15 3027的各个成员之间进行；一个人挡着另一个人的路，因而每一个人都力图挤掉其余的人并占有他们的位置。[9]

马克思则揭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本质即“剥削”：

这样就自然得出一个结论来：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正如好心肠的施蒂纳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10]

这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根源就是一个“私”字，正如马克思所说：“利己主义的个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11]资本主义条件下，这场战争导致人与人的全面异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极其深刻，但主要限于经济学层面上，至少在这里，忽略了经济学背后的精神因素。也许有学者会讲，他们早年已经解决了经济学背后的哲学问题，这里可以放开手脚直接从经济视角切入社会问题。这种说法非常勉强。事实上，西方社会在经济运动背后是深度的宗教理念的精神支撑，宗教是资本主义文明和秩序的维护者。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民众的思想信念从禁锢走向迷失，其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转变为对金钱的信仰，但正如某些论者所提出的，在金钱面前，“人的生命的价值被贬低了，人的生命的享受和乐趣丧失了。本来是人创造的、人用来为自己服务的金钱，现在反而倒转过来，成了人的主宰”。[12]

市场经济既是对资本逻辑的承认，也是其兴起的催化剂，因为有市场经济制度保驾护航，资本逻辑渗透进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各个层面，并成为他们的生活原则，所有事物都被标上了价格，套用尼采对一切价值的断言——“现在我们称之为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终有一天必将站在公正的审判官酒神面前”，[13]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我们称之为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现在都站在了公正的审判官货币面前”接受裁决，以上论断在现实社会中的表现就是小市民生存维艰，权力极度腐败，以及利益集团盛行。应当看到，西方宗教引导下的市场经济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市场经济存在根本不同，其一，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无论社会形态如何不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相同的，即“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14]这种共同性决定了东西方的市场经济建设必然遭遇相同的困境；其二，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伴随的宗教信念，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有根本不同。西方的宗教信念根植于市民社会，这一过程在西方社会的政治解放中已经完成，在某种意义上，西方的现代文明奠定在政治从宗教中解放出来这一前提上；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国家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信仰，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毛泽东时代深入人心，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民众丧失了说服力，同时又没有另一种信仰及时填补民众精神世界的缺位。由此，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分离成为当今社会的根本问题，二者之间的紧张与裂痕难以弥合。

试举一例，改革开放语境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其话语表达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质和核心是“分田到户”，这种改革理念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农民革命意识是高度契合的。在革命年代，农民的积极参与源于其思维深层中对土地占有的原始欲望，农民与土地的天然感情又成为农村改革的基本土壤。在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中，其理论结构的整体意蕴，也迎合了这种文化主张。邓小平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5]但共同富裕没有超越农民战争的主张，或者是沿着农民战争的主张更进了一步，其在社会主义的精神本质层面，没有提出根本的规定。

历史事实证明，邓小平给了个体解放的物质支撑，却并未给予个体解放的精神寄托。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是个体向个体利益回归的三十多年，[16]也是资本逻辑盛行的三十年。

客观地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现代化的广度和深度逐渐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肩。但是，与毛泽东思想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有不足，毛泽东思想的最深层次是自然科学和辩证法，其中间层次是人的解放，最低层次是军事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而整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是针对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展开的，它没有触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人的解放问题，当然就更没有触及到自然科学层次。邓小平只是在方法论上讨论过科学与技术，“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7]，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毛泽东思想首先解决的是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其次才是如何革命和如何建设的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有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其内涵是不同的。

二者的差异之所以如此悬殊，根本原因并不是毛泽东思想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远为深刻，而是因为二者所面对的时代问题各异。毛泽东时代的首要问题是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从而让中国人建立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而在邓小平时代，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已经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新时代继承了毛泽东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关注的就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与毛泽东思想的结构当然不相同。如此看来，以毛泽东思想的标准来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是不合适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体系当中的位置与毛泽东思想相比也是不同的，应当说，毛泽东思想的结构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专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构是有相同之处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科学理论，其中间层次是人的解放理论，而最低层次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由此看来，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结构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结构有相似性，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二者共同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体，这在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已经讲得很清楚，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相互否定”[18]，其中就包含这层意思。

概言之，毛泽东思想的目的是确立人的信仰，而邓小平理论则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前后两个三十年当然大相径庭，各有不同特征，即毛泽东时代是神圣的世界，而邓小平时代则是世俗的世界。应当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而毛泽东思想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和指导思想。由此看来，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是不同的，这里也不是讲二者因为位置不同就有高下之分，而是说，它们分别针对不同的问题，阐明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共十六大之后，胡锦涛试图从理论上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前面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间层次，他提出以人为本，来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中间结构。其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两个向度：一是结合时代特征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理论，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向；二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向前追溯，“以人为本”的提出就是一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向前追溯的结果，然而，这一理论没有上升到人的解放层次来理解，并且在实际工作中被庸俗化地解读为工作方法，因而没能支撑起科学发展观的信仰层次，科学发展观仍然仅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问题依旧没能得到解决。

邓小平晚年最大的遗憾是教育，这里的“教育”实则是个人信仰的迷失。教育是信仰的教育，教育仅仅是手段和途径，信仰才是教育的最终指引。然而，邓小平时代根本没有进行价值信仰设计，人们如何信仰？教育的教科书是什么？邓小平始终没有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共产主义信仰问题成了无人顾及的真空地带，资本逻辑又日益摧毁着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信仰基础，三十多年过去了，信仰问题的社会效应就突然显现出来了。

资本逻辑的社会效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本应该是以经济逻辑为基础的经济、社会、文化各种逻辑的耦合过程，当然，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不可能是各种逻辑的齐头并进式的发展，在某一个阶段突出某一个方面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反观历史，其中精神逻辑建构的缺失，实在是太严重了。这种历史背景恐怕正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四个全面”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根本原因。

以城市建设为例，在传统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城市建筑都具有象征意义，在实现城市服务功能的同时，都会体现某种文化传承。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发展缓慢，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建筑和设施，被视作“封资修”而遭到破坏，整体性地摧毁作为城市文化象征的建筑设施的行为还是不多见的，直至改革开放后资本逻辑的兴起。正是在这种逻辑的引导下，才出现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大跃进。从沿海发达的城市到遥远的边疆小城，都无视地域文化和国家文化的规律，不断地摧毁最具核心竞争力的传统文化元素，快速地由开发商的利益和政府的政绩所主导，建起了没有文化意义的所谓现代化城市。就连离祖国首都北京万里之遥的喀什，也在当地政府主导下、在援疆力量的强力推动下，模仿马来西亚首都的双子座大楼，辅以某些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建起了号称西安以西最高的双子座大厦。

在毛泽东时代，理性的逻辑是真理—世界—国家—民族—自我，而在毛泽东时代之后，这一逻辑发生了调转：自我—民族—国家—世界—真理，是从自我出发来建构世界的，其所建构起来的是存在主义的解释框架。从世界出发，其逻辑结论必然是立足于全人类，服务于全人类，所以，解放全人类是毛泽东的主题，“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19]在毛泽东思想的框架中，国家问题、民族问题、个人问题都转换为人类问题，所以民族问题与个人问题消失了。

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几乎不存在民族问题，这才有了邓小平的如下论断：“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20]因为每个人都将自己的命运系于国家命运之中，不计较个人利益，当然就不会使个人与民族问题成为“问题”。鲁迅先生曾在《且介亭杂文集》中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但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常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是不错的；反过来说，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才能使这个民族的文化长盛不衰，也很有道理”。[21]

换言之，毛泽东讲的是先世界而后个人，是国际歌，“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实现”，是“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邓小平讲的是个人而后世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其逻辑是从中国走向世界的逻辑，是国家在强大后走向世界，他强调：“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22]在毛泽东那里，世界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但邓小平时代，在挖掘列宁关于“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实现革命的理论环节时，中国社会形态的独特性和个别性得到凸显，而遮蔽了马克思主义普遍性本意。

资本逻辑所支配的时代是一个极度平面化的时代，人们不再追求生命背后的意义，生活本身成了终极目的，消费主义盛行，手机、互联网将这个时代变成信息时代，每个人都处于信息的包围之中，人们不再是努力获取信息，而是处在信息的不断冲击下，人们可以获得即时性信息，并且随时可以“亲临”现场，但这种信息化所带来的却是自我遗忘。

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希望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凝聚民心，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并突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江泽民也反复要求要注重文化建设。胡锦涛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制定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但直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凝聚信仰的基点。在没有信仰的时代，国人只能怀旧，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自发地为毛泽东塑像就体现了毛泽东的影响力量。但现实中，老百姓为毛泽东塑像，把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变成了偶像崇拜。河南一地农民塑毛泽东像，[23]但借用黑格尔的一句话说，“这些塑像没有达到艺术的尊严，绝不代表崇高的精神，只是令人讨厌的偶像”。[24]为毛泽东塑像与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是绝对不同的两个概念，毛泽东思想是真理，这种真理没有外在的偶像，中国人擅长于以偶像崇拜取代对真理的信仰，其后果只能是对真理的反叛。

历朝历代，中国人都曾为孔子塑像，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孔子只是圣人而不是神，如果孔子变成神，成为死去的神，那么儒家思想就具有了绝对性，因为最高的法则只能来自于神性，正如诗人荷尔德林在《人，诗意地栖居》中写道：“大地之上可有尺规？绝无。”

但孔子是凡人，最多只是圣人，孔子死了，孔子在世时所向往的“满街都是圣人”的憧憬永远不可能变成现实，作为“神”的孔子也不可能再生，尽管世世代代都有冒充圣人的猥琐者现身，自称是孔子“再临”，但孔子永远也不会是“神”的孔子了。

参考文献：

[1][2]李静萍：《农业学大寨运动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3]周溯源：《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修订版》（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4页。

[4]尼采：《上帝死了》，戚仁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5][6][7][8]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7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4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人性、异化、人道主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2页。

[12]田丁：《尼采和他的超人哲学》，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75页。

[13]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86页。

[14]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6]有学者指认，改革开放是总体性社会瓦解的三十年，但这种认识只是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外在形式，而没有挖掘其内在的精神本质的运动过程。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18]习近平：《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不能相互否定》，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8日。

[1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1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页。

[21]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费孝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9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页。

[23]2015年河南省通许县一村庄的地头，当地村民集资建造了一座几十米高的毛主席像，十分引人注目。据介绍，这座毛主席像由几名企业家投资建造，其中村里一部分人捐款数万元，设计高度为36.6米，总造价近300万元。1月8日已被当地政府拆除。

[24]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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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能够构成体系，在于组成思想体系的各个理论之间，既相对独立地各自解决不同的问题，又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制约，从而使思想体系具有超越各个单项理论的系统性、整体性和逻辑性。一个独立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就其逻辑特征而言，一定是全面的而非局部的，严密的而非疏漏的，自然的而非勉强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思想整体。习近平的经济思想理论体系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特征，探讨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体系的创新也就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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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体系创新的最新成果，有助于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有助于辩证理解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间的超越性和连续性，有助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有助于指导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继续发展，也有助于为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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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发展目标的新表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有着鲜明的目标指向和强烈的使命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新表述。

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会有明确的经济发展目标，但是，对这个目标的话语表达形式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有所创新。将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使中国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而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视为己任，是历代中央领导的基本思想。

1959年底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毛泽东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他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表述了“四个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1960年毛泽东在会见斯诺时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设想在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即小康，再花30年到50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党的十二大将这一思想写进政治报告。1987年，邓小平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三大明确概括为：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在21世纪前半叶的新“三步走”发展战略，指出：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快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下个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清晰可见。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我们党必须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前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12年11月，习近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中国梦的提法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总体目标极为简明和通俗地表达出来，并且确定了“两个一百年”的鲜明的时间节点，增强了对中国人民的感染力和动员力。一经提出，举国振奋，世界关注。这种话语体系的创新无疑是中国软实力的增强。

中国梦是在确定的时间内所要完成的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个总体目标，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个方面，经济是这个总体目标的基础，但中国梦绝不单纯是一个经济目标。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但是，实现中国梦的经济目标是一切其他目标的物质基础。

二、经济发展状态、特征和趋势的新判断：新常态

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明确提出新常态：“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同年12月，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四大特点：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1]。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2]。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是对我国迈向更高级发展阶段的理论指南。新常态思想就是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坐标。

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努力实现多方面工作重点转变。推动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宏观调控，要更加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调整产业结构，要更加注重加减乘除并举。推进城镇化，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促进区域发展，要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保护生态环境，要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保障改善民生，要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进行资源配置，要更加注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扩大对外开放，要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3]。

习近平精辟地分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的奇迹。随着经济总量不断增大，我们在发展中遇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如同一个人，10岁至18岁期间个子猛长，18岁之后长个子的速度就慢下来了。经济发展面临结构调整节点，低端产业产能过剩要集中消化，中高端产业要加快发展，过去生产什么都赚钱、生产多少都能卖出去的情况不存在了。经济发展面临动力转换节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经济增长需要更多驱动力创新。

对内，原有的经济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原有的经济方式难以为继；对外，对国际市场的利用也出现重大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有效需求下降，全球贸易发展进入低迷期，导致我国出口竞争加剧，贸易增速下降。这样的趋势，短时间内不大会改变。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一个客观状态，也是一种内在必然性，更是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基本而重大的判断，决定了未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理念、依靠什么样的发展动力。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习近平认为，要实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并不容易，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

习近平还辩证地指出，虽然处于新常态下，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常态不是不干事，不是不要发展，不是不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是要更好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创造精神地推动发展；要把握这些大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推动我国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三、发展理念的新集成：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一直是我们的战略思想，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发展是我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5]。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传统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已经遇到种种问题，甚至会产生新的问题，而难以为继，以什么样的发展理念来指导经济，成为当务之急。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通过集成创新而形成的极富指导意义的思想。

新发展理念，虽然更多地体现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但其问题导向、目标指向、实践操作性都非常强。新发展理念，都有利于增强发展动力，比如创新，本身也是发展动力，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协调，更多的是统筹兼顾、“弹钢琴”、综合平衡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现在，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绿色，也可以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值，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开放，不但能发展壮大自己，而且可以引领世界发展潮流；共享，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

新发展理念的五大关键词各有侧重，有机整合，有力地破解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各种问题的路径，构建了全新的发展话语、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之后，习近平对每个“理念”均增添了一个动词：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这是对五大发展理念的进一步集成和丰富。

四、经济发展动力理论的新探索：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对外开放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习近平指出：正是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也是今后推动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

主要因为时代在变化，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改革开放，和党的十八大之前的改革开放，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但也有很大的不同。习近平所说的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是全方位对外开放。

1.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特征和新突破

(1)全面深化改革的全面性、大局性和系统性。

习近平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4]。这样的改革，必然要求从全局看问题，必然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统筹考虑、全面论证、科学决策。与之前的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不同，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2)全面深化改革仍然需要解放思想，但解放思想的内涵有了变化，改革需要着力解决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风险更大。

习近平认为，提出改革举措当然要慎重，要反复研究、反复论证，但也不能因此就谨小慎微、裹足不前，什么也不敢干、不敢试。搞改革，现有的工作格局和体制运行不可能一点都不打破，不可能都是四平八稳、没有任何风险。只要经过了充分论证和评估，只要是符合实际、必须做的，该干的还是要大胆干。习近平这一观点，和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所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一脉相承。

但全面深化改革中的解放思想，除了要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更重要的是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习近平指出，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因此，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以积极主动精神研究和提出改革举措。

当前，我们的改革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习近平指出：“中国改革经过三十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他强调：“因循守旧没有出路，畏缩不前坐失良机。中国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不会动摇；中国改革的步伐将坚定向前、不会放慢。”“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将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凤凰涅槃的决心，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把改革进行到底”。

党的十八大之前的改革，也是为了解决制约发展的问题，而全面深化改革，更是基于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

(3)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指出，我们之所以决定这次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习近平后来还强调，只有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

(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和主动选择，是经济治理的有效药方、也是问题倒逼以解决中国中长期经济问题的根本之道。

习近平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不只是一个税收和税率问题，而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特别提到：从2016年开始，我们正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动调节供求关系，要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至1．5亿吨，用3至5年时间再退出煤炭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这是我们从自身长远发展出发，从去产能、调结构、稳增长出发，自主采取的行动。中国在去产能方面，力度最大，举措最实，说到就会做到。

习近平指出，我们将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协调发展。

2.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特征和新突破

(1)努力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勇敢成为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

习近平指出，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这说明，只要主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不但能发展壮大自己，而且可以引领世界发展潮流。同样的场合，习近平提醒高级干部：我们今天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总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同时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也前所未有，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

(2)“一带一路”。

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推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丝绸之路精神，把我国发展同沿线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梦同沿线各国人民的梦想结合起来，赋予古代丝绸之路以全新的时代内涵。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处理好我国利益和沿线国家利益的关系，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关系，对外开放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务实推进和舆论引导的关系，国家总体目标和地方具体目标的关系。

“一带一路”这一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承接古今、连接中外，真正构建起“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说，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丝绸之路经济带一系列重点项目和经济走廊建设已经取得重要进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正在同步推进。我们倡导创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开始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3)自贸区战略。

习近平强调，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客观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积极运筹对外关系、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我们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发挥自由贸易区对贸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好帮助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善于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提高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完善对外投资体制和政策，激发企业对外投资潜力，勇于并善于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开拓市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要树立战略思维和全球视野，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我国和世界的发展，把我国对外开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2015年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强调，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持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和国家对外战略紧密衔接，坚持把握开放主动和维护国家安全，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要把握好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全面参与和重点突破、科学评估和防控风险等重大关系，重点在提高货物贸易开放水平、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放宽投资准入、推进规则谈判、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推进规制合作、加强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健全政策体系，建设高水平自由贸易区。

习近平多次代表中国“力挺”多边贸易体制。2013年9月，习近平在会见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时说：“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是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基础。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将一如既往做负责任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九次峰会上习近平指出：“世界贸易扩大了，各国都受益。世界市场缩小了，对各国都没有好处。我们要继续做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培育全球大市场。要继续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要推动各种自由贸易协定做到开放、包容、透明、非歧视，避免市场分割和贸易体系分化”。

习近平指出：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实现更广互利共赢。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是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对外开放不会停滞，更不会走回头路。我们将继续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我们将加大放宽外商投资准入，提高便利化程度，促进公平开放竞争，全力营造优良营商环境。同时，我们将加快同有关国家商签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推进国内高标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在有序开展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的同时，我们将继续推动人民币走出去，提高金融业国际化水平。

五、经济发展道路理论的新概括：从“四化”同步到“五化”同步

党的十八大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2013年3月8日，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我们现在搞城镇化，不能单兵突进，而是要协同作战，做到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过快过慢都不行。

201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聚焦生态文明，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许多新的观点和要求，比如“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2015年3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绿色化”概念首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把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作为基本方针，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基本途径，把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作为基本动力，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重要支撑，把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作为工作方式，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抓紧抓好。

会议强调，要全面推动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加快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促进资源节约循环高效利用、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等重点工作，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必须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加快发展绿色产业，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必须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实现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向转变，力戒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必须弘扬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把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群众基础。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着力破解制约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以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生态补偿等重大制度为突破口，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尽快出台相关改革方案，建立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必须从全球视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绿色发展转化为新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新优势。通过多措并举、多管齐下，使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让人民群众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

“绿色化”把四化同步扩容为五化同步，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是一次理论创新，在党的十八大上，“生态文明”就被首次提到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并列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了全新的“五位一体”；

其次是一项政治任务，“绿色化”不仅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内容，还有上升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将改革作为绿色化的切口方案，而且提出了法治和制度保障，不仅有国内视角，还有国际视野，寻求国际合作；

再次是一项民生福祉，习近平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安全的食品、优美的环境等的要求越来越高，生态环境在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不断凸显，环境问题日益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他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强调：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坚定不移推动绿色发展，谋求更佳质量效益。我多次说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个朴素的道理正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认同。我们将毫不动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我们推动绿色发展，也是为了主动应对气候变化和产能过剩问题。今后5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能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分别下降23%、15%、18%。

我们要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让老百姓在宜居的环境中享受生活，切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效益。

最后，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对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饱含尊重自然、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和发展理念。

能源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不强，已成为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中国是一个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我们不能走许多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习近平曾感慨：“深呼吸这个最基本的需求，倒成了现在老百姓最幸福的追求，很值得我们深思。”他说，假如用发展所获得的效益，不能弥补破坏带来的补偿，那么发展就是无用功，这就要思考我们发展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中国要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必须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探索走出一条环境保护新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共赢，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

六、经济制度理论的新拓展：基本经济制度、产权保护制度、基本分配制度和土地制度

制度创新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经济发展的一条基本的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注重从制度的层面探讨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在经济制度理论方面有着重大的创新。

1.基本经济制度

(1)关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两个“毫不动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习近平称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

(2)关于国有企业的两个“不动摇”。习近平指出，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

(3)关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三个有利于”。习近平指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4)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三个没有变”。习近平指出，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

(5)关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的“三个允许”。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特别提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2.产权保护制度：两个“不可侵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明确指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习近平指出：“在产权保护上，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3.基本分配制度

邓小平晚年非常深刻地谈到：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了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改革开放特别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们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并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逐渐向“兼顾效率公平”转变。党的十五大提出：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八大报告表述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这些关于效率与公平的新认识，反映出我们党对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紧迫感。

习近平将生产和分配问题简化为做蛋糕和分蛋糕。对于我们这个拥有13多亿人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蛋糕”做好了，分“蛋糕”往往更有学问。习近平指出：“‘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他后来再次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但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无论是实际情况还是制度设计，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

要分好“蛋糕”，就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大中等收入阶层，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途径：“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时也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打下更为雄厚的基础。

4.土地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习近平强调指出，现阶段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更多考虑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既要解决好农业问题，也要解决好农民问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我们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会议指出，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要始终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农民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在试点基础上有序推进。

七、经济体制机制的新突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商关系)

1.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突破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些突破性论断如拨云见日，一语点醒梦中人，为中国经济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基础性作用”的认识一直延续到党的十八大。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突破性的理论表述。习近平曾就此说明：“我们应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2014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他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又指出要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2.“亲”、“清”：构筑新型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商关系)

习近平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激发市场活力，就是要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该营造的环境营造好，该制定的规则制定好，让企业家有用武之地。我们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多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为企业服务，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2013年3月8日，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提升自我境界，坚定理想信念，保持高尚情操。他说，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公务人员和领导干部，要守住底线。要像出家人天天念阿弥陀佛一样，天天念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你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伸手必被捉。“心中要有敬畏，知道什么是高压线，想都不要想，一触即跳，才能守得住底线”。

习近平后来进一步强调，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亲”、“清”两个字。对领导干部而言，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所谓“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对民营企业家而言，所谓“亲”，就是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所谓“清”，就是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

八、国际经济理论的新倡仪：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2014年11月，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曾作《推动创新发展实现联动增长》的发言，建议二十国集团从以下3方面作出努力：第一，创新发展方式。第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第三，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一年之后，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建议：第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形成政策和行动合力。第二，推动改革创新，增强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第三，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激发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力。第四，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公平包容发展注入强劲动力[2]。可以看出，习近平为世界经济开出的创新、活力(开放)、包容的发展药方已经成型。

面对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面对当前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风险挑战，2016年9月3日，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主旨演讲中坦言：中方希望同各方一道，推动杭州峰会开出一剂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药方，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这个药方是：1.建设创新、开放、联动、包容型世界经济。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开辟增长源泉。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拓展发展空间。建设联动型世界经济，凝聚互动合力。建设包容型世界经济，夯实共赢基础。2.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全球经济治理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习近平再次坦言“我们决心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规划路径”。在致开幕辞和闭幕辞时，他提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与工商峰会上提出的“建设创新、开放、联动、包容型世界经济”相比，“活力”代替了“开放”，但习近平提出的主张，都是围绕协调、创新、治理、开放、包容等关键词来阐述的。

在开幕辞中，习近平还阐述了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我们应该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我们应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夯实机制保障；我们应该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我们应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包容性发展。在闭幕辞中，习近平重申了上述主张。

在开幕辞中，习近平特别指出，实现共同发展是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普遍愿望，今年，我们把发展置于二十国集团议程的突出位置，共同承诺积极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制定了行动计划，使各国人民共享世界经济增长成果。在闭幕辞中，习近平又强调，我们决心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让二十国集团合作成果惠及全球。我们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具有开创性意义。我们同意在落实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方面发挥表率作用，推动《巴黎协定》尽早生效。我们发起《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制定创业行动计划，发起《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决定在粮食安全、包容性商业等领域深化合作。这些行动计划和务实成果，将着力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问题，为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重要努力，为全人类共同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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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稿：郭冠清  林盼  审校：孙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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